《鱿鱼游戏》第二季在2024年末上线后，继续以其冷酷的生存游戏揭示人性与社会的深层裂痕。主角奇勋（李政宰饰）从第一季的幸存者转身成为复仇者，却在第二季中因其看似“圣母”的行为引发观众争议：为何面对一群道德沦丧、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“人渣”，他仍试图拯救？这种行为被嘲为“圣母心”，但从社会学的视角看，奇勋的选择并非单纯的个人善良，而是根植于他对游戏参与者的群体认同，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压迫的复杂抗争。
奇勋的“圣母”表象与群体认同的本质
奇勋在第二季中不再是第一季那个被动挣扎的失败者，而是主动重返游戏，试图摧毁这个残酷的体系。然而，他的行动却常被观众解读为“优柔寡断”或“过度仁慈”。例如，当他试图阻止参与者间的互相残杀，或在关键时刻选择保护弱者时，许多人质疑：这些人在游戏中展现的贪婪、自私甚至凶残，值得拯救吗？这种质疑忽略了一个关键点：奇勋并非以道德高姿态施舍怜悯，而是将这些参与者视为“自己人”——一群被社会抛弃、被迫进入绝境的边缘人。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，这种群体认同感并非天真的同情，而是源于对共同命运的深刻体认。
社会学中的“群体认同”（collective identity）理论认为，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会基于共同经历形成归属感。奇勋与参与者共享的不仅是游戏的血腥规则，更是游戏之外的绝望现实：债务缠身、阶级固化、社会资源的不公分配。无论是第一季的“弹珠老人”还是第二季中那些看似卑劣的玩家，他们的堕落并非完全出于本性，而是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逼入绝境后的扭曲反应。奇勋的“救赎”行为，因此不是对个体的宽恕，而是对这一群体的集体抗争——他试图唤醒的，是被剥削者对彼此的联结，而非单纯的个人道德救赎。
游戏中的“人渣”与社会结构的镜像
第二季的游戏设计比第一季更加残酷，参与者的“恶”也被放大。从投票决定生死到为了生存背叛同伴，这些行为让观众直呼“人性恶”。然而，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（Zygmunt Bauman）曾指出，现代社会的“液态恐惧”将个体置于不确定性和竞争中，迫使人们在生存压力下抛弃伦理。游戏中的“人渣”并非天生如此，而是社会结构失灵的产物。他们是底层劳动者、破产商人、被遗忘的老人——这些人并非恶魔，而是被资本主义榨干后丢进死亡游戏的弃子。
奇勋的“圣母心”因此显得刺眼而矛盾：他试图拯救的，不是一群值得怜悯的“好人”，而是被同一体系摧毁的“同类”。观众对他的批判，恰恰反映了现实中人们对底层失败者的冷漠态度——“活该”“自作自受”的标签，掩盖了社会不公的根源。奇勋的选择挑战了这种冷漠，他拒绝接受“适者生存”的丛林法则，而是试图打破游戏的逻辑本身。这种行为与其说是“圣母”，不如说是对结构性暴力的反抗。
第二季的未完与社会的无解
遗憾的是，第二季并未能将奇勋的抗争推向高潮。剧情在悬念中收尾，他未能摧毁游戏，反而让观众质疑其行动的有效性。这种开放性结局既是剧作上的铺垫，也是对现实的隐喻：在一个由资本和权力操控的世界中，个体的反抗往往显得无力。奇勋的群体认同感虽赋予他行动的动机，却无法改变游戏规则的根本——参与者仍旧自相残杀，体系依旧冷酷运转。
从社会学的“权力关系”理论看，游戏的设计者代表着不可见的统治阶层，而奇勋的挣扎则是底层对权力的徒劳挑战。他的“圣母心”最终化为一种悲剧性的象征：既是对人性可能的信念，也是对社会无解困境的控诉。第二季的犀利之处在于，它拒绝提供廉价的希望，而是将观众抛入更深的反思：若奇勋放弃拯救，接受丛林法则，他是否就成了另一个“人渣”？若他坚持抗争，又如何对抗一个吞噬一切的体系？
结语：撕裂的认同与残酷的现实
《鱿鱼游戏》第二季通过奇勋的“圣母心”撕开了群体认同与个体生存间的矛盾。他的行为并非愚蠢的仁慈，而是对共同命运的执着呼唤。然而，在游戏的血腥舞台和社会的冷酷现实中，这种呼唤显得脆弱而无力。观众对他的嘲讽，或许正是对自身无力改变现实的投射。奇勋不是圣人，也不是英雄，他只是一个被社会碾碎后试图找回人性碎片的普通人。而这，才是第二季最犀利也最残忍的社会学启示。